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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 | 宋喜秀：1975年，我被派往柬埔寨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宋喜秀，1931年出生于山东平度，1945年8月入伍，历经解放山东、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中南、进军西南、抗美援朝及中越边界反击战等。战争期间，三次选为卫生工作模范，八次立三等功。1954年赴长春第一军医大学，后转第七军医大学学习。毕业后从事传染病的临床研究40余年，在传染病诊断处理、治疗理论上有一定的造诣。离休前系解放军302医院科主任、主任医师、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际肝病研究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技术3级，副军待遇。
原题
1975年考察
刚解放的柬埔寨
作者：宋喜秀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鉴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深怕东南亚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因而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了印度支那三国。出兵帮助南越的吴庭艳集团进攻胡志明主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老挝的极右势力反对苏发努冯亲王的联合政府；1970年又在柬埔寨支持朗诺集团，在当年3月18日趁西哈努克亲王出访苏联及中国的期间，发动政变夺取了柬埔寨的政权。但柬埔寨在中国及世界上反帝力量的支持下，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共产党及国内爱国力量共同组成了反对朗诺集团的统一战线；西哈努克亲王等人负责外交，国内以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为主联合进行反对朗诺集团的武装斗争。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1975年4月17日终于解放了金边，将朗诺集团赶下了台。这时，他们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战后重建的问题。
应柬埔寨共产党的邀请，我国派出了过去由我国援建的厂矿及铁路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军队的海、陆、空军、通信兵等纷纷组成考察团前往考察。解放军总后勤部也组成医疗卫生考察组，组长是军事医学科学院训练部的刘部长，组员有总后战勤处的李根茂，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昆虫学家叶教授，301医院李玉功主任和302医院的我。总领队是大使馆武官，他也是当时唯一驻柬使馆的临时代办。
行前，我们拿着按标准发放的置装费，去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出国人员服务部，每人买了两套便衣，当时北京是仅此一家为出国人员提供服务的商店。上级要求严格保密，对外只讲去出差，至于去哪里，去干什麽，都属保密的范畴。
出发前，还按照防疫要求每人都注射了四联疫苗及服抗疟1及3号，同时，把所有带解放军标志的东西都去掉，给每人办了一本护照，填上船员的职务，我的职务是“二级水手”。
当时北京至金边的飞机尚未通航，我们于4月23日由南苑机场乘安—24飞机去广州，路遇武汉地区有雷雨，就在郑州休息了两小时，傍晚才到达广州。一路上被发动机震得头晕耳鸣，半天才缓过劲来。
次日我们由黄埔港上船，这是一艘由罗马尼亚制造的5000吨的货轮，船上满载着援柬的物资，主要是大米，因为战争所致粮食缺乏，迫切需要支援大米。此外，船上还有两台缝纫机，据说他们只要一台，我们多带了一台。
船在珠江内行駛时平平稳稳，但过了虎门，一出珠江口，就有些摇摇晃晃，感到不太适应，起来活动一阵后我就适应了。当时我国与美国尚未式建立外交关系，而越南还正在热火朝天地打着呢！因此计划的行船路线是进入公海后，船尾高悬五星红旗，一直向南开，直趋马六甲海峡，尔后再掉头转向西哈努克港（现改为磅逊港），让他们弄不清我们究竟要去哪里。
开始到大海时，还觉得挺有意思，特别是行船过程中两旁不时地飞出过去未见过的飞鱼及浮出锅盖大的大玳瑁等海洋动物，很觉新鲜与惊奇。但进入大海两三天后，看上面的天越来越觉得像个大锅盖一样，盖着无边无际的大海，不要说人，连一只海鸥也见不到了。
第3天清晨，大概是在进入越南南方附近，头顶上來了一架飞机，绕着船转了两圈，然后向南飞去，我们估计是美国的侦察机，来看一下是什么船，有什么意图。另外，我未注意到，据说有人看见船后似有潜艇的潜望镜，说可能是监视我们的潜水艇，不过以后都无下文。
几天的时间，看大海已经看够了，便觉得无聊，只有两晚上在船上放了电影，但也无非就是“地雷战”“地道战”等“三战”而已，因当时准许上演的就这些。
按计划从马六甲海峡掉头到达西哈努克港，但是走到第7天的清晨（1975年4月30日），当接近西哈努克港时，头上忽然飞过几架飞机，我们猜测是否美国飞机又来找事？但很快就飞走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估计是在地处柬越有争议海岛的上空巡视，是否与该争议岛有关？后来方知是美军从南越撤退的飞机。
从广州到达西哈努克港，行驶了近7天，除了有一天海上有四级风外，一路算是风平浪静，对四级风的浪我也适应了，船员说：“你们有福，才能这样一路风平浪静。”
到达西哈努克港后，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等均去码头迎接，因为我们的代办领队，是他们接待的第一个外交代办，当时也是唯一的外国代表。中午，他们在海岸别墅招待考察团，波尔布特等亲自陪同武官及各组长共进午餐。下午除我们卫生组外，其他人都乘车去金边。我们组则留在附近的一座小楼里，有一个班穿黑衣的女兵负责警卫及照顾我们的生活。
柬共的部队均着黑色服装，脖子上围一条黑色的长头巾，叫“水巾”，据说此巾用途很广，围在脖子上做围巾，洗脸及洗澡时做毛巾和浴巾，可舖在地上睡觉，也可盖在脸上防蚊蝇。在那里我们无所事事，可以一起去附近遛一下，但不敢去海边洗澡游泳。那里海边均是一溜一溜的椰子树，马路旁是大小不等的芒果树，风景优美，但是除军人外，已不见其它人群。
一周之后，我们也乘车去金边。当时柬共的政策是把城市的人，都赶到农村去，给3个月的口粮，以后自己种粮食吃，自食其力。他们讲：全国有500万人口，而部队只有几万，在城市出了事情不好办，放到农村去，过一阶段后，需要的人再慢慢地回来，这样好办。规定去农村时，什麽都可以带，汽车也可以开走，但是不再给汽油，因此，在西哈努克港已见不到群众。
我们去金边的一路上都是一家一家去农村的人，乘马车、牛车、汽车的都有；肩扛，身背的各式各样的办法均有，有的因汽车无汽油，半路上把汽车丢在路旁，也有把汽车底盘及轮子卸下来当大板车拉着走，各式各样的方式花样繁多，真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味道，但是我们也看出来，这些人们都是苦不堪言。
路边到处堆着枪支弹药，无人管理和过问，波尔布特政权认为：反动派已经消灭了，不必管那些了，所以到处是乱糟糟的。到达金边后，我们所有的人都住在原朗诺政权的国防部大院里，只见院子里到处飞舞的是原来的柬埔寨纸币，现在人们已经不用货币了。他们的贸易是像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物物交换。他们说：“你们中国搞了近30年还留个尾巴（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我们一次就搞彻底了。”
另外，到处是过去的档案、表格、照片等，我们提醒说：“这些东西整理好保存好是有用的”。而他们认为那都是“死”东西，没有用，对朗诺集团上尉以上的军官，均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律监督劳动改造。
据说解放金边时，我们住的伪国防部大院内有100余名将官，柬共军队把大院包围后，喊话说：“你们已经被包围啦！限你们30分钟内出来投降，不然没有好下场。”
30分钟过去了，那帮将军们猶猶豫豫地没有出来。接着又喊话：“再给你们15分钟的时间考虑，不投降就是这样的下场”，接着把枪榴弹朝大楼的墙上’咚，咚’打了两枪，我们入住时还看到那两个大弹孔犹在。15分后，那些“将军”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蹒跚着出来投降。
这时，柬共部队命令他们排好队，对他们说：“你们这群反动家伙，叫你们投降，你们还磨磨蹭蹭地，留你们这些人没有用，净是糟蹋人民的粮食，统统枪毙。”结果用机枪点了名，统统地把他们送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去了。
对他们这些做法，我们也议论过，但他们是不愿意听的。有一次领导告诫我们，不要在他们的人员面前（有部分人在我国学习过会汉语）谈论这些问题，他们会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看来他们还真认为十分正确，不然不会把问题看得那麽严重，扣那么大的帽子。
在那里因为他们较忙，正是百废待兴的时期，医院接管后正在清理，当时我们也不知是如何清理的，是否把所有原来的人员赶走了？很可能就是如此，因为我们前后去过3次医院，但见到的人很少，只有院长等两三人。除了参加上层活动外，考察团组织过集体参观市容一次，另外参观过皇宫，并且看了一次他们演的节目。
金边市的建筑有高楼大厦和小别墅，但更多的是简易的草棚，尤其是在湄公河岸两旁，各式各样的芭蕉叶棚及草棚， 成排成片的均是，这是典型的两极分化现象。我们组的活动，有两次传染病的讲课及一次示范查体，学员仅院长一人，我们也没问其高姓大名，只知是院长。
据过去到过柬埔寨的人讲，该国有一种病，新去者多数会得上一次，我们到后包括我们在内，先后多患过此病，多数和感冒差不多，有发烧症状，多在摄氏38度左右，头疼、全身不适，一般5~7天即可痊愈，这是那里常见的传染病，是伊蚊传染的“登革热”。
我们因为掌管着药品，是近水楼台，发现病了早服药，病程相对较短，也就三天左右。但是这病有一种严重的类型，称为“登革出血热”。我们的一位铁路上的段长，患了这种严重的疾病，发高热，全身大量的出血点和许多瘀斑，合并有消化道出血，已昏迷，病情危重从外地转至金边后，我和李玉功主任去了医院，经检查除发热、昏迷、出血外，血压还偏低，有休克现象，需要输液及输血处理。但柬埔寨的医院里没有标准血清，怎么办？
正好我们两人分别为A型与B型血，于是立即抽血分离出血清，作标准血清。检查结果病人是B型血，在现场的柬方人士均未查过血型，而我们两人我是B型血，抢救阶级弟兄的生命要紧，将胳膊上袖子一撸：“抽我的吧！”因为要抢救病人，时间就是生命，也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
经过交叉配血，200毫升血输完，再补充些电解质后，病人的血压变稳定了。因在当地医院无进一步抢救的条件，那几天正好有专机回广州和北京，领导就决定由我和李玉功主任将其护送回国。一路上3个多小时，继续为他输液，还经常测量血压，还好一路平安抵达广州，在那里转交给了广州铁路医院继续抢救治疗，我们算是完成了护送转运任务（后来听说是因为胃出血做了胃的大部切除术）。
我们两人从广州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回到各自家中，与家人短暂的团聚。回京后因暫无去金边的飞机，就在京滞留两周后，方从西郊机场乘安—24军用飞机返回金边。
我们总共在那里呆了3个月，后段时间进入雨季，时常落雨，蚊子又多，且24小时不间断地叮咬，昼为伊蚊，夜是库蚊，日夜换班轮番进攻，从无间断，逼得我们要昼夜呆在蚊帐内，或躲在电扇下才行，气候闷热难耐，这也是回归线南的热带人受锻炼的项目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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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